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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資訊
- 類型：工作論文
- 編號：工作論文 #524
- 日期：2026-03-18
摘要
關於動物身體計畫的起源，人們可能會想回答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身體計畫何時出現？與這些事件相關的發展和形態創新的速率是多少？化石紀錄反映後生動物分化模式和體型起源時間的可靠性如何？這些事件與環境、生態變遷有何關係？更廣泛地說，這起演化事件告訴我們演化過程的本質是什麼（如果有的話）？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已成為學術討論的主題，甚至總結這些討論的歷史也會耗盡可用空間和讀者的注意力（有關最近的精彩全面評論，請參閱 Valentine，2004）。在這裡，我將主要關注動物身體結構起源的發育方面，特別是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透過對最近的生物體的研究所揭示的內容。與所有人的預期相反，此類比較研究揭示了在相當大的系統發育距離內調控元件的顯著保守性。這些研究置於系統發育框架中，可以推論系統發育樹上許多節點的性質，由此我們可以發展和評估發育演化過程的模型。顯而易見的是，我自己的觀點是，序列保護甚至調控關係的證據並不能保證功能保護。因此，推斷早期後生動物的形態特徵比一些人認為的要困難得多（另見 Erwin 和 Davidson，2002）。了解這些發育創新很重要，還有另一個原因：識別動物早期歷史中各種節點的複雜性對於限制這些節點的日期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區分兩側對稱後生動物輻射的替代強迫功能。如果早期動物，特別是所有兩側對稱動物的最後共同祖先，已經具有高度的發育複雜性，那麼僅發育創新似乎不太可能是後生動物輻射的原因（見Valentine和Erwin，1987）。或者，我們可能可以確定一套對於埃迪卡拉紀-寒武紀後生動物輻射期間出現的部分或全部新身體計劃來說既必要又充分的發展創新。然而，如果我們發現建構全套身體計畫所必需的遺傳和發育工具包早於後生動物輻射，那麼這就是強有力的證據，表明我們必須尋找物理環境或生態相互作用動態的變化。 Erwin (2005) 更詳細地考慮了後兩個問題。